《理论学习参考》2011年第1期(总第1期)(三)
生态大学理念下的和谐校园建设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副书记 宣裕方
一、生态大学理念的界定
生态一词原意系指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引申为行为主体与客体以及指涉事物之间的“一种利生性的总体关联”。现在,生态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已经运用到科学的研究中。用生态的思维来研究教育规律成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有效的工具。要控制高等教育系统的生态平衡,促使大学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就要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大学的改革,将生态理念融入大学管理的策略之中。现代教育生态化进程的系统性与合理性发展,即绿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大学的悄然兴起,开创了现代教育生态化进程的新格局,也开辟了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新方向。
人类的实践、认识活动是推动人类发展模式变化的重要动力,也成为大学理念内涵拓展的主要因素。有学者认为,人类的主要发展模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传统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和生态发展阶段。大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与人类发展的三阶段相适应,大学的发展也要经历三个阶段,于是出现传统大学模式、绿色大学模式和生态大学模式的说法。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大学启动了不同层次的绿色行动计划,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确定了绿色大学的基本原则;英国25所大学确定关于高校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策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日本名城大学、菲律宾马尼拉大学、我国的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参与绿色大学的创建中,掀起大学“绿色化”的浪潮。绿色大学将生态化理论运用于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是以人本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人类本质的优越性,人与自然的整合。如果将绿色大学的内涵再拓展,延伸空间维度,增加它的结构单元,建立更大的生态环境模式,就是生态大学模式。生态大学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大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以教育生态论为基础,将大学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维护系统中诸要素的良性互动,增进大学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之间的协调,是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大学。生态大学理念则是指人们对生态大学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和对生态大学本身的理性认识。
二、生态与和谐的逻辑互动
生态系统论认为,生态系统是由若干生态因子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的部分构成的集合体,各因子之间的层次结构的等级性、组织性和有序性表现出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性,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然而生态系统的正常情况和根本特征是不稳定、非平衡、变动的,非平衡性和冲突性有一个底线,超越这个底线系统就会瓦解,生态系统要获得维持就要协调处理好生态因子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有效的系统整合即追求和谐。这种和谐不是静止的僵固的和谐,系统的和谐在于生态系统内部的各因子的整体发展,打破旧平衡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平衡,使生态系统形成持续的生命力。同时共生观点也认为,不同种属或同一种属的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任何单一的个体都不可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任何单一的一方只有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生态与和谐的逻辑互动,体现出生态与和谐之间的关系,生态与和谐追求的是整体有机的“生态性”构建人与环境之间的统一,既追求和谐性,又追求生态性。
按照教育生态学的观点,教育的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概念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大致可以从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本文将大学视为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生态子系统,综合上述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以学校为中轴,从外部环境、校园内环境、人的因素来研究和谐校园的建设。日本学者岸根 卓郎 先生在《我的教育论》中提出了大学校园的构想,这种校园是自然、空间与人类三位一体化的系统,它“以物和心取得调和的自然共生型社会系统为目标”,而这种社会系统又与知识系统相统一。岸根卓郎的观点体现出了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共进的目标,具有教育生态学的思想。在生态理念指导下谋求和谐校园的建设,是大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生态大学理念下的和谐校园建设
从词义上讲,“和”有和衷共济之意,“谐”有和顺、协调、无冲突之意。和谐校园就在于展示出大学系统内部结构合理,保持科学有序的运行,体现出以人为本、充满活力、协调发展的特征,保证大学在学科专业、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上显示自身的竞争力和优势。并通过内外部主客体间相互依赖的生态有机性、互利互促的亲和性、主客体互换的开放性、动态性,来建立一个自然、和谐、开放新型的教育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态大学理念下的和谐校园就应从内外部两方面来建设。
(一)校园内部和谐的构建
1.文化的和谐
大学在长期办学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大学文化。它是代表大学未来发展方向,推动大学不断改革与发展的文化。通常认为大学文化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由价值观、思维模式、道德情感等构成的精神文化,它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反映大学独特的文化心态,是大学生命力的体现;由大学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规则构成的制度文化,是师生自觉遵从和维护的,无需强制就能发生教育影响;由大学的物理空间、物质设施、课程学科构成的物质文化,内化于校园的每一物质存在,使“物化”的对象都体现出一种精神和品位;由自然美、人文美组成的环境文化,校园环境是学生的第二课堂,环境文化是培养学生修养、情操和品德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校园文化上体现出的生态特点、人文特点,通过赋予物质载体以精神内涵,方可达到“以美求真”、“以美求善”的目的。大学文化四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辨证统一的有机体,在建设和谐校园方面,就在于升华精神文化、完善制度文化、优化物质文化、美化环境文化。
2.管理的和谐
美国管理学家德鲁贝克说:管理不只是一门学问,还应是一种文化,它有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大学的组织管理直接影响到大学的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我国高校内部大多采取的是科层式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遵循等级原则,形成稳定的学校、学院、系(部)三级管理,组成一个金字塔结构,并以具体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办事程序规范各部门、各成员的行为,同时配以严格的考核标准、薪酬制度和人事制度等等。科层式管理在提高工作效率、保障组织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人们主体意识的回归,科层制也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在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的态度与信仰置于组织之外,过多倾向刚性管理,缺乏柔性管理。生态大学理念下的管理和谐,就在于打破这种僵局,在管理上体现如下特点:体制的建立要最大限度发挥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成员自我实现的需要;制定政策时集思广益,政策符合民意,能兼顾多方利益;学校中每个成员有相同的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渠道,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各机构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终极判断,以共同的价值追求凝聚成员的言行,将外在的制度内化为成员的自觉行动。管理的和谐就是以合理的组织、完善的制度为载体,以刚柔相济管理方式为手段,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办学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构建一个管理高效、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充满生机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生态模式。
3.权力和谐
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所在,是大学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但同时大学又是一个有着较为复杂层次结构和各种隶属关系的科层组织,呈现出一种纵向的等级制。这样,在大学内部系统的作用机制中,就有两种力量形式支配大学的发展: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作为一种职责范围内的力量起着支配作用,行政权力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高等学术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但在大学发展中,二元权力存在着对立冲突:一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介入过多,排斥学术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决策;二是学术权力对行政事务过多干预,影响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按规章处理问题。二者只有协调发挥作用才能使大学得以正常发展。这既是知识和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生态大学适应自身运行、适应外界的目标要求。首先,学术自由是二元权力结构的平衡点。自由与权力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赋予学者学术自由,为学者提供自由的空间,是行政部门的职责:学者享有自由,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所长,是学者的使命。而二元权力结构也将在权力的“授”与“收”中找到平衡。其次是发挥教授治校的作用,即教授参与大学学术事务的管理及重大学术问题的决策,有学术活动的决策权,他们能保证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的正确运用,能提高学校决策特别是学术性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减少失误。再次,二元权力的制衡,明确两种权力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建立起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机制,加强制度、条例、议事规则等方面的建设。
4.人的和谐
建设和谐校园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以人为本。人是建设和谐校园的能动因素,只有人与人之间形成宽容、友爱、团结、和睦的关系,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才能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坚实基础。生态学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即把人看成是地球上生命系统的一员,重视整个地球生态协调、和谐与稳定;关心个人,着眼当前,思虑未来,追求生态正义和生态幸福。把此种理解用于和谐校园建设时,就在于培养人的价值判断,关注人的幸福、尊严,尊重人的个性、权利。人的资源优化了,才能促进人的发展,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就涉及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校园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学生之间的关系。和谐的干群关系在于领导干部能以公平、正义、尊重为原则,把对师生的“终极关怀”建立在“现实关怀”基础上,营造理解、尊重、支持的氛围,稳定教师队伍,稳定学生情绪。师生的和谐是根本,其中教师起主导作用,通过教师渊博的知识素养、精湛的授课艺术、良好的人格魅力建立师生间“民主平等、情感交融、协力合作”的新型关系。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谐、工作和谐、生活和谐,使校园成为民主、人文、向上的生态系统。
(二)校园外部和谐的营造
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总是具有一定的界限,既把系统与外界区分开来,又促使系统与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信息与物质的交换。生态大学作为一生态系统,也要不可避免地与社会系统建立频繁的公共关系,相互依存和补充。和谐校园的建设,也要寻求校园与外部因子的平衡,这需要处理好如下关系:
第一,生态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影响大学发展的关键因素,关系的实质是权力均衡与协调方式问题,即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调控和监督大学,大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有独立的主权。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上,政府的职能在于维护生态大学的自主发展权利,促使大学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创设大学间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对大学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所需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持。在与生态大学的关系上,政府作为大学行政管理者与举办者的角色要分离,相应的职权应加以界定。政府尊重大学的学术研究,自觉接受大学的咨询,大学不应成为政府命题的论证者。唯有此,才能实现生态大学的自主、有机、统一发展。
第二,生态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是大学的强大支持,大学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生态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与社会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生态大学要从社会获得物质、信息、资源的帮助,就要与社会机构建立伙伴关系,例如清华大学在绿色大学建设中就得到国家环保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资助,阿姆斯特丹大学得到可持续产品发展小组的支持。另一方面,大学也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和使命。生态大学在保持自身“象牙塔”精神之外,还应以系统的方式参与到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服务器”,为农村、城市、社区的发展服务,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担负起社会思想的先导义务,增强校园的辐射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轴心机。
第三,生态大学与国际的合作与交流。生态大学不仅面向社会开放,还要面向世界开放。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是大学综合实力体现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提出的《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就指出:“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这首先是教学与科研的全球性的一种反映。现行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文化间了解的日益需要以及现代交流、消费市场的全球性质等等,正使这种世界环境得到加强”。生态大学内部的各组织机构是有机的,这些成分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选择和适应。生态大学要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全球的观念,形成多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在与对外的合作与交流中提高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提升学术品质和人才培养的质量,使生态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与世界接轨,形成与国际教育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
基层干部也要提高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
陈 建
所谓网络舆情,就是网民直接凭借互联网、采用门户网站、新闻跟帖、网络社区、聊天室、即时通讯、聚合新闻等手段对社会热点焦点以及世界变化发表看法、交流思想、宣泄情感等形成的舆论。在网络时代,看似虚拟的网络一头连着网民,一头连着大千世界,其中流动的网络舆情,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社会舆情的重要方面。而在基层一线的干部,履行职责,使用公权,操作执行,往往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一不小心极有可能被卷入网络舆情的漩涡。因此,提高应对网络舆情的能力是当前基层干部的一项必修课。
提高整合运用网络舆情的能力。在多元开放的时代,我们面对一个信息良莠不齐,热点焦点切换无常的舆情社会。过去的一些技巧和工作方法会失效,知识老化、能力退化呈加速之势。唯有不断学习,树立新理念,熟悉新技术,运用新手段,才不会被淘汰。一是学会汇集和分析网络舆情。基层干部要形成上网的习惯,第一时间关注网络舆情,及时掌握网民思想动态。二是定期研究舆情趋势,掌握各主要网站的舆情动态,深入思考和整合网络舆情,以开放包容的胸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读懂网络舆情,接纳各种批评观点,勇于借鉴网上经典案例和标志性事件的处理经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工作的针对性。三是熟练运用和驾驭网络舆情,学会运用网络这一有效平台和载体,畅通信息交流渠道,与网民互动交流思想,融洽感情。
提高沟通疏导网路舆情的能力。网络舆情大多数是反映民众维权、政府公信、干部作风、社会底层诉求、社会道德风范、强弱群体矛盾等社会敏感问题的具体的人和事。但我们也应看到,网坛是讲坛、是论坛,更是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关键在于我们干部能否做到:一要抓住引导舆情的时机。对网络舆情特别是涉及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人的事件,务必尽快在第一时间按公开透明的原则,平等真诚坦率的发布事情真相,引导网民理解政策和法律,了解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操作方法,让“网上炒作”、坊间流言、社会谣言止于真相。做到“政策依据宣传到位,工作措施落实到位,焦点难点解释到位,事情进展公布到位”。二要重点抓住与“意见领袖”的沟通。网上“意见领袖”的观点对于无意识群体是一种低成本的动员,对网上舆情的局势影响很大。可以通过思想敏锐、政策水平高的“在线访谈”、“跟帖”、“博客”等网络沟通形式与“意见领袖”交流,来引导舆论。三要及时跟踪网络舆情变化。通过收集和分析网络舆情,及时上报,提请高层官方、权威媒体干预,发挥传统媒体对新兴媒体的协同共振效应,引导主流价值取向。
提高预防化解舆情危机的能力。多元化的大众传播环境,处在矛盾多发频发期的基层干部,往往一个大意疏忽或者一句话就可能成为网络舆情的主角。一旦有事,一般2—3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就可能被网站转载,24小时后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可达到高潮。怎样适应以网络为媒体的网络舆情的挑战呢?笔者认为,防止卷入负面网络舆情事件的关键在预防:一是掌握网络舆情热点,增强预见性。基层干部在履行职责解决问题时,务必要科学制定方案,把握好每个细节,公开公平公正处理事情,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办法考虑得周到一些,政策水平研究得透一些,防止留下遗憾,被人“热炒”。二是净化自身作为,防止“节外生枝”。“身正不怕影歪”,做好自己的工作是消除“负面报道”的源头。所以,基层干部不仅要注意工作中的言行,依法行政,密切干群关系,一身正气,还要在8小时之外的“生活圈”、“朋友圈”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让别人无“废话”可说。三是勇于面对现实,科学处置负面舆情。须知“防火防盗防记者”,但防不了网民的口。一旦陷入突发性事件切忌“不理”、“不睬”、“不管”,要在第一时间说明真相,主动加强与媒体沟通,在同网民的交流互动中促进共识、谋求和谐,绝不失位、缺位,积极应对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
总之,适应以网络为媒体的网络舆情的挑战,基层干部要不断提高掌握和运用网络的技巧,不仅要提高应对网络的专业“技术性挑战”,还要应对时代变迁,把握舆情规律,解决舆情问题上的“适应性挑战”,更要有效预测事态变化,驾驭控制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关键性挑战”,使应对处理网络舆情成为一种工作方式,生活习惯。
(《学习时报》201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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