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学习参考2012年第2期（总第12期）
理论学习参考
2012年第2期（总第12期）
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宣传部编 2月20日
目 录
让学习成为一种精神追求 ……………………………………………………人民日报评论员(1)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 ………………………………………………………人民日报评论部(2)
中华文化 世界华人的“心灵支撑”…………………………………………………人民日报(3)
全球化时代 如何防止“精神贫血”…………………………………………………人民日报(5)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周文彰(7)
再保持20年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靠什么？……………………………………光明日报(15)
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的哲学认知………………………………………………………张曙光(22)
厉以宁：站在前人肩上才能看得更远……………………………………………………未南(24)
网络个人隐私权并不“虚拟”…………………………………………………………陈彦晶(25)
重读《为人民服务》有感………………………………………………………………刘晓东(26)
领导干部要做对党忠诚的模范和表率…………………………………………………许耀元(27)
雷锋精神永远放射时代的光芒………………………………………………………光明日报(31)
干部之德在为民………………………………………………………………………人民日报(34)
让学习成为一种精神追求
人民日报评论员
2012年02月13日
物质丰盈之后，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怎样满足？面对思想观念多元多样，道德建设如何坚持正确方向？量的增长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发展靠什么获得更有力的支撑？身处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新矛盾、新问题不容回避，每个党员、各级党组织都可能面临“本领恐慌”。
“突围”的力量源自学习。政党在学习中成熟，国家在学习中进步，民族在学习中成长。对于个人来说，抓住了学习，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才能适应时代变化，跟上时代脚步。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善于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认识新经验，才可能与时俱进，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的政党，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有着高度自觉的学习意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既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重要力量源泉。在每一个大变动、大转折、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总是向全党发出学习的号召。从革命年代毛泽东提出，“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学习始终是我们党保持优势、引领发展的重要法宝。
让学习成为一种精神追求，一个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热潮，正在380万个基层党组织、8000多万名党员中蓬勃兴起。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首创之举”。将学习组织化、制度化、长期化，既要解决“知识断档”、克服“本领恐慌”，更是通过学习强化党组织的共同意志，在因应时代变革、顺应发展要求中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
让学习成为一种精神追求，各级党组织创造了丰富的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先进经验。从实施领导干部“排头兵工程”，到建设“学习—思考—创新三位一体”学习型党组织体验中心；从健全“述学、评学、考学”制度，到共享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在学习中谋发展、抓工作、解难题，已经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努力追求中，党员的各方面素质不断提高，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全党的思想政治科学文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发展无止境，学习无止境。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对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我们必须完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时代命题，把学习作为党的基本特征予以强化，作为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予以实施，作为保持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环节予以坚持。在回答这一时代命题的进程中，全体党员同志都应更加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在“强身健体”中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担当责任和使命。
人民日报评论部：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
2012年02月02日
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路途上，如何提升文化品质，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考题。
“过年就是过文化”，龙年春节期间，各地庙会红红火火，景点旅游人潮涌动，关于央视春晚没有赵本山的争议持续发酵，有关年味“变淡”的话题此起彼伏。热闹的“中国年”，投下耐人寻味的文化剪影，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国人对春节文化品质的在意与纠结。
每逢春节的文化之思，也是高速发展时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个缩影。物质潮流席卷而来，如何坚守心灵高地？观念世界众声喧哗，如何定位价值坐标？文化产品五光十色，如何摄取精神给养？
这样看似宏大的命题，其答案不断在我们身边闪现。热心慈善公益的“心灵富翁”多了起来，却也不乏“开着宝马住保障房”之辈，呈现着醒目的价值观分野；“最美中国人”频频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但“扶老难题”也迟滞了一些人行善的脚步，诉说着复杂的道德困境；在众多城市奇迹般崛起的同时，隆隆推土机声中传来对历史文脉断裂的担忧，“千城一面、万楼一式”的单调、“几根柱子托个球”式的雕塑泛滥，则暴露了城市文化内涵的苍白。拥有怎样的文化生活、文化品质，不仅决定了个人的幸福指数，也影响着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准。
恩格斯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有品质的文化，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却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一些人把过节简化为送礼喝酒、麻将牌九，甚至“把清明节以外的所有节日都过成情人节”，消费狂欢掏空了文化内涵；一些地方热衷于“名人故里”之争，大搞有名无实的节庆会展，大建华而不实的仿古建筑，功利思维制造了一个个文化空壳；一些媒体以暴力、情色、低俗吸引眼球，一些影视作品靠复制翻拍、穿越恶搞博取票房，一些青年人在网上晒名包炫豪车作为人生价值标签，精神贫血、价值空心、信仰荒芜，屡屡成为刺痛社会的文化病灶。
“品质为王”，这是文化发展的不二法门，也是中国文化向上突破的瓶颈所在。当人们纳闷为什么中国的花木兰、大熊猫成了迪斯尼的摇钱树，更应想想这种“洋拿来主义”所依托的创意设计力量；当人们惊叹苹果专卖店门前的“果粉”排队长龙，更应思考是怎样的魔力“把公众熟知的产品转变成一个企业文化的象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一位美国教授对“汉语热”的看法值得深思：美国曾刮起一股“日语热”，但很快就消失了。如果汉语背后没有文化，文化背后没有思想，思想背后没有精神，这个神话也难免会消失。
这一切无不揭示一个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文化品质就是国家品质，文化发展关系国家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路途上，如何提升文化品质，是13亿中国人的共同考题。作家怎样书写“民族心灵史”，导演如何奉献“诚意之作”，企业怎么诠释“卖产品不如卖品牌，卖品牌不如卖文化”，各地能否走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执政党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对这些问题能否不断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检验着一个民族“发展起来以后”的文化自觉。
对话吴建民：中华文化 世界华人的“心灵支撑”
2012年02月09日
对话嘉宾：吴建民
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
本报评论部：很多人都注意到一种现象：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不论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能落地生根，成为推动当地社会进步的活跃力量。他们的成功背后，有怎样的“文化支撑”？
吴建民：1994年到2003年，我先后在荷兰、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法国担任大使。在与当地的政府高级官员接触时，他们都赞扬华人的表现。他们说，这些华人来了之后，不向政府伸手，凭自己的劳动，不断改善自己的处境，很快融入当地社会。去年初，我去加拿大，与加拿大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交谈，他们对华人也是高度评价。
秘鲁前外交部长专门写了一本书，介绍华工到拉丁美洲的表现。第一代华工是卖苦力的，往往从事当地人不愿意做的艰苦劳动。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往往都能上当地的好学校，毕业后都能找到好工作，有些人靠自己的奋斗，步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华人在世界各地创造的成就，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
本报评论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
吴建民：日本一位著名企业家对我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世界都谴责金融界有些人士过于贪婪，为了牟取暴利，不惜弄虚作假，欺名盗世，酿成大祸。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家举办了一场关于《论语》的讲座。举办讲座的那天，听讲座的人数大大超过会场容量，不得不临时改变地点，搬到一个更大的会场去进行。《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今天人们还认为其中很多思想很有价值，可以从中汲取智慧。
随着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世界对亚洲文化、中华文化的兴趣在上升。全世界学习中文的人，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多。这是世界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化的表现。
本报评论部：以国际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文化有何独特之处？
吴建民：有一次，一位学生问我：“您搞了一辈子外交，最自豪的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最自豪的是中华文化。”这是我搞外交多年反复思考、反复观察、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
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化，这很了不起。我在埃及的卢克索法老的坟墓中，看到大量象形文字，今天的埃及人却全然不解其中之义。中华文化为什么没中断？根本原因有两条：
第一，中华文化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们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从不排斥世界上其他文化，不仅不排斥，还能兼收并蓄、丰富和发展。
第二，中华文化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停滞的。任何事物一旦停滞、僵化，就会走向灭亡，文化也是如此。中华文化不仅能适应变化，而且能够不断创新，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本报评论部：建设文化强国不能光吃“祖宗饭”，如何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主流文化？
吴建民：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要花大力气构建新的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经过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是真善美的好东西；二是100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创造的好东西；三是我们向国外学习、吸收的人类文明精华。
构建新的中华主流文化，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几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这样，我们向世界介绍的中华文化，就会是系统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是完整的，而不是局部的；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
文化的东西急是急不出来的。要让人家慢慢品味、慢慢吸收中华文化提供的营养。当世界认识到中华文化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挑战，能够帮助世界联合起来、走向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时候，中华文化也就真正走向世界了。
对话王蒙：全球化时代 如何防止“精神贫血”
2012年02月09日 对话嘉宾：王 蒙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作家
本报评论部：建设时代变迁中的“精神家园”，是这一段时期从上到下关注的话题，避免“精神贫血”也是共同的呼吁。在中国成为“物质大国”的同时，中国人最应该弘扬的精神品格是什么？最不应该抛弃或者说最欠缺的精神品格是什么？
王蒙：最应该弘扬、最不应该抛弃的我以为是中华文化的道义崇尚、精神崇尚。“精神贫血”问题很重要。在市场经济中最浅薄、最可耻、最丢人、最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有的同胞变成见利忘义、见钱眼开、毫无诚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无耻之徒。
本报评论部：当今世界大体上还是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如何在外国文化不断“渗透”乃至“入侵”的情况下，保持中国文化的品格和尊严？
王蒙：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抗逆能力、自省能力与应变能力，是非常独特的。自古以来的世界大同与天下为公观念，正是现代中国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文化根据。改革开放与中华文化的海纳百川、穷则思变传统是一致的。事实证明，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被中国人民接受后，都会迅速地本土化、中华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乃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芭蕾舞到了中国，不但有中国的原创剧目，而且即使引进的欧洲剧目也注入了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
事实已经证明，19世纪、20世纪，世界与中国的乱局与风风雨雨并没有把中华文化摧毁，21世纪中国的和平发展，更将为中华文化的新机遇与新贡献提供条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改革开放的成就，给了我们新的观念与机遇：世界与中国，尤其在文化问题上，早已不是鸦片战争与庚子事变时期的零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赢,至少是有斗争也有和谐交流沟通的关系。
本报评论部：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要么自傲，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要么自卑，觉得一无是处。如何科学地拥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王蒙：表面上的大吹大擂其实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自信的文化必然是敢于也善于有所自省、有所反思、有所创造也有所发展转化的文化。任何民族文化都不是呆滞的单行线。所有的文化，既有民族性也有世界性。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失去了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存在的意义。同样，真正成为世界的、能够汲取全人类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的文化才是有活力的文化，是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而不是关上门称王称霸的猎奇作秀博物馆民俗村旅游文化。
本报评论部：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有网友发出“文化强国，我们靠什么，我们差什么”的深问和讨论，您认为我们靠什么，我们差什么？
王蒙：靠的是我们长久的历史传统与阔大的多民族文化成果的丰富性。缺少的是理性精神、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根基与民主法治操作的明晰性、熟练性、严密性。例如体育上我们差的是田径、足球，强的是小球。科学技术缺的是自己的创造与专利。对这类问题的谈论应该更务实、更以平常心面对。
本报评论部：春节期间，国外的奢侈品店出现华人“疯狂抢购”的现象。中国人在国际上是否是“暴发户”形象？盲目追求奢侈和豪华反映了国人怎样的心态？
王蒙：暂时不必太激愤。中国人穷困得太久了。我记得80年代，一位外国朋友对中国人热衷于家用电器甚不以为然，那个时期毕竟很快就过去了。从历史上说，中华文化的核心绝对不是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中华文化对于暴富、炫富、斗富，从来是极端厌恶与轻蔑的。我们只消多多提醒一下，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情态就会有明显的变化。本报评论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中国每年约有10个演出团体以每场10多万美元租用，文化“走出去”的愿望和投入很大，但一些中国团体的演出，“观众基本靠组织，门票基本靠赠送，当地媒体基本没有报道和评论”，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很小。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中“花大钱办蠢事”的现象？
王蒙：这个现象很典型。这也是急于做出成绩的浅薄与浮躁在作怪。我们的一些艺术团体和媒体动辄以在金色大厅演出作招牌来忽悠，对这种幼稚、愚蠢、无知的出相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报评论部：文化品质正成为国家品质。但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也出现了一些“地摊文化”、“杂耍文化”。这会降低我们的文化品格吗？
王蒙：没那么悲观吧。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着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与医药成果。例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美国的基辛格，都对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理解。把占世界人口1/5—1/6的贫穷的前现代的中国，变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本身是了不起的贡献。中国文化不要过于急着往外走。有效性是走出去的关键。有效，就是这种文化能够造福于接受这种文化的人民，能够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周文彰
2012年02月14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主题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这里，我结合对《决定》的学习，谈谈对文化改革发展的一些研究思考、工作体会，共同探讨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有关主题。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振奋党心、民心。我们要及时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认识。
1.科学发展需要建设文化强国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建国以后，我们有过这样几种发展观：
一是浪漫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任凭个人的主观愿望和意志而随意安排摆弄的东西，它集中地表现在“大跃进”年代，其典型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结果给我们的发展进程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消极影响，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二是荒唐发展观。这种发展观出现在“十年动乱”时期，它的典型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有”。由于这种发展观的影响，加上“十年动乱”的政治原因，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三是重点发展观。这种发展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根据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和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例如，吃饭问题突出，我们就提出农业“以粮为纲”；钢铁严重掣肘，我们就强调工业“以钢为纲”；我们一直高度重视经济、重视生产、重视城市，就是因为它们对全局来说，更为根本或更为重要。我们重点抓以上各个方面的发展，解决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这种发展思想意义重大，抓重点、重点抓的思想，当前和今后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有重点就有一般，有重视就有忽视，我们没有注意经济与社会、生产与环境、城市与农村等等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思想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目标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空前地突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没有文化的发展繁荣，就不是科学发展。《决定》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文化建设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文化建设同样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2．人民幸福需要建设文化强国
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总的趋势是，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但很多地方群众的文化生活还很缺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差距很大。
文化是人的精神需求，是人的普遍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文化直接关系民生幸福。如果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充实和丰盈，就不能说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人生。
3．国家强盛需要建设文化强国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国家文化软实力把文化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而且也包括文化软实力。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以及哲学、法律、语言、宗教、艺术等等所产生的综合力，就构成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突出地表现为文化生产力、文化创造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竞争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然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文化上仍然是西强我弱。
文化竞争力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替代的竞争优势。要想国家强盛，一定要建设文化强国。
4．和谐社会需要建设文化强国
和谐社会需要建设和谐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誉，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力量，是提升精神境界的丰富营养。建设文化强国，就是让人民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提升人民的精神境界，不断增加社会生活中的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中国培育良好的社会环境、可靠的政治保障和良好的文化条件。
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决定》要求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是继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后党中央突出强调的又一重要思想。
1.文化自觉，首先是文化觉醒
文化觉醒，就是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对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人们有许多精彩、深刻的阐述。我在工作实践中归纳出五句话：
文化是政治。文化反映政治，服务政治。对文化的态度，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态度，对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态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态度。抓不抓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实现和满足。
文化是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地方一心一意打造文化名片、文化品牌，塑造和传播本地形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潍坊的风筝节、哈尔滨的冰雕、昆明的世博园、海南的国际椰子节等等。从历史上看，没有文化就是野蛮和蒙昧，没有文化的人是自然人而不是社会人，没有文化的地区是没有开化的地区。所以，衡量是不是落后，经济是一个指标，文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
文化是环境。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环境，是子孙后代的成长环境，也是人才和资本的吸引环境，是投资环境、旅游环境等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村庄、工厂、社区、城市，文化氛围浓厚，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高，人们就会如沐春风、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党和政府的工作也是如鱼得水。
文化是生活。文化本来就是人的生活。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唱歌、绘画、书法、摄影、娱乐等文化活动，不仅是文化的创造和学习行为，也是人的生活内容。人类生活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生活中文化的含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
文化是经济。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是文化能推动经济发展。文化能使人们提高素质，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就经济抓经济，而是要通过发展文化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文化能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可以说，文化就是经济，我们可以而且理应把文化列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是对文化是经济的最好诠释。
应当指出，我前面所说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是形象、文化是环境、文化是生活、文化是经济这五句话，都不是“事实判断”，而主要是“价值判断”。
最近，我已提出“文化经济”概念，请大家关注。
2．文化自觉，要求责任担当
责任担当，就是把文化觉醒付诸行动，自觉承担起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历史重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同研究部署，一同组织实施，一同督促检查。
积极主动地担当起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是文化自觉最重要的含义。
从一个党来说，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这个政党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有没有强烈的文化担当，反映着这个领导干部的战略眼光和思想水平，是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头脑、是否有文化的重要标志。
为此，要着力破除经济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的错误观念。不抓文化就像不抓经济一样不可容忍，在文化建设上无所作为与在经济建设上无所建树一样不可原谅。
要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估体系，作为衡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
3．文化自觉，更要求头脑清醒
抓文化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和尊重客观规律。想当然，拍脑袋，只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条件，乱上文化项目，是一厢情愿，是盲目蛮干，是可怕的“文化大跃进”。文化发展，拒绝头脑发热。
抓文化发展，要有自己的创意。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简单效仿，盲目跟风，必然造成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不良局面。文化发展要立足创意，瞄准市场，拒绝盲目克隆。
抓文化发展，要珍爱资源。这里的资源，既指文化资源，也指环境资源。低水平开发是糟蹋资源，庸俗、粗俗、低俗开发是败坏资源，不具备条件开发而硬要开发是破坏资源。
抓文化发展，要重视内容健康。文化是内容为王，文化所有内容都应当有利于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自身修养，做道德品行和人格操守的示范者，发扬严谨笃学，潜心钻研，淡泊名利，自尊自律。
三、文化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许多很好的说法。为了好懂好记，我归纳为三句话：
1．丰富群众生活
这是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要以基层为重点，优先建设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设施，满足基层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公共文化设施要做到“横向无盲区，纵向成体系”。“横向无盲区”就是特别注意覆盖农村，覆盖社区，向边远贫苦地区延伸。“纵向成体系”就是使图书馆、群艺馆文化中心、广电覆盖等，能够形成一个从省区市到市县乡镇的纵向体系。用省区市级公共文化设施带动市县、带动基层。
为了丰富群众生活，国家实施了五大惠民文化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乡镇文化站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
这里要特别重视文化广场和广场文化。文化广场是基层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文化广场像一个开放的舞台，以文化广场为场所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就是广场文化。广场文化有群众性、自发性和广泛性等特点。抓好文化广场和广场文化是基层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不要轻易指责是“形象工程”。
2．调整经济结构
文化产业也是经济产业。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都是文化产业。从国际经济来看，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
《决定》更加看重文化的经济意义，规划再过９年，到2020年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的特点，是典型的“低碳经济”、“绿色经济”、“朝阳产业”。
3．提高文明水平
文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共同进步的社会。全会指出，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
一是事业单位内部改革。从体制机制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明确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建立适应各类事业单位特点的运行机制、用人机制、分配激励机制。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走向市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要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
二是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首先是完成了新华书店系统的转企改制。全国3000多家新华书店全部转制，走上了市场竞争的道路。其次是完成了出版社的改革。到现在为止，包括地方出版社、高校出版社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在内的经营性出版社已基本转制成企业。第三是报刊的改革不断推进。时政类党报党刊的49家集团现已全部组建了报业集团，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深化发行体制改革的问题，非时政类的报刊已改革了1200多家，下一步还要推进。第四是影视改革。全国有35家电影制片厂、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等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9家广播影视企业重组上市。第五是文艺院团改革。到2010年底，461家文艺院团已改制。2011年5月12日，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要求在2012年上半年全部完成转制（中央确定的及新疆、西藏等除外）。《通知》要求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转制后一定年限内继续拨款，提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宣传文化专项资金要支持院团重点项目；为县级转制院团配舞台车，资助更新设备，以政府采购方式支持发展等。
三是推动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比如组建大型出版集团，重点打造三大国家级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已经在几年前组建，中国教育出版集团前不久刚刚挂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也已于2011年7月成立。
四是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人民论坛》杂志开展“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倾向”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城市居民每天以电视为主要娱乐，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构成单一、层次偏低，仍处于放松、休闲的初级阶段。城市居民文化消费尚且如此，广大农村文化消费可想而知；文化内需拉动尚且严重乏力，对外文化贸易更无从谈起。《决定》指出扩大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增加文化消费总量，就要解决制约我国文化消费增长的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有：文化消费观念相对薄弱，文化产品价格虚高，特色文化消费开发不够，文化产品创意能力不足，文化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比如，缺少适应群众购买能力的图书报刊)，抑制了文化消费需求的释放，文化商业模式单调（比如，缺乏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管理体制相对滞后，影响了文化市场机制的健康发育。这些障碍影响消费，消费影响发展。
五、政府在文化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毫无疑问，政府在文化建设中责任重大。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如何，关键看政府。我体会，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应当集中在：主导和指导，规划和规范，推动和推广。
1．主导和引导
主导首先是指，政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在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大力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并免费开放公共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陈列馆、美术馆以及基层文化活动场所。
主导其次是指，政府要始终走在文化产业的前头，牢牢掌握和用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动权。把文化资源变成文化产业，把文化大省变成文化强省，把文化产业变成扶贫攻坚工程、旅游发展工程，就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运用税收、金融、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调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政府的主导作用。
文化建设是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打天下，需要动员和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引导，就是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建设。引导的手段要不断创新，综合运用。比如政策引导，规划引导等。
2．规划和规范
制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如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规划、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等。经营性文化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同样需要规划。如电影院、电子游艺室、网吧开多少，怎么布局，都需要详尽规划，不可一哄而上，也不可随意分布。
规划集中体现政府的发展蓝图和发展思路，引导全社会有计划有步骤地付诸实施。避免胸中无数，避免无序竞争，避免重复建设，避免资源浪费。
文化建设过程需要规范。即规范政府行为，规范文化产品质量、规范文化市场。
规范政府行为，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三个转变”：一是要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二是要从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三是要从主要面向直属单位转而面向全社会转变。
规范文化产品质量，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文化产业，既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位，也要把市场研究好，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规范文化市场。包括扫黄打非，查处假冒伪劣，制定文化产品交易规则，维护消费者权益，建立市场秩序，使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在规范中繁荣。
3．推动和推广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要综合运用各种措施推动，如项目推动、市场推动、资源推动、政策推动等。
推广就是从试点到展开，从个别经验到普遍开花。可以是从点推广到线，也可以从点直接推广到面，还可以循序渐进，从点推广到线，再从线推广到面。
推广也是宣传推介。宣传推介可以为文化建设营造舆论环境，提供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持。宣传推介可以解惑释疑，凝聚人心；动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文化建设，可以提高知名度、美誉度，打开文化商品市场，促进文化招商引资等。
六、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文化建设有个方向问题。我们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是人们关于文化的利害、善恶、美丑等问题的总看法和总观点。一个地方的文化建设的实施者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就会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只有树立起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才能把握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进先进文化的建设，否则，就会阻碍先进文化的发展。
当前在文化价值观上有三种现象值得我们反省。一是模糊。有相当一部分人，分不清文化的是非、善恶、利害、美丑，把各种文化现象看作自然的社会存在，听之任之。二是错位。对待文化的是非、善恶、利害、美丑问题，应当标准明确、态度坚决，但有些人不把健康有益的文化现象作为好的来提倡；不把颓废没落的文化现象作为不健康的东西而加以制止。三是颠倒。这种文化价值观，把美的当成丑的，把丑的当成美的；把利当成害，把害当成利；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完全颠倒了价值判断的标准。
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文化价值呢？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主要有两条：第一，能不能构成有益的社会生活？能够构成有益的社会生活的文化就是好的；否则，就是有害的。第二，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就是好的；反之，则是有害的。先进的文化，就是要正确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构成有益的社会生活，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当前，要科学对待、正确处理三种文化现象或文化行为。
第一，正确对待娱乐文化。这里所说的娱乐文化主要指日常的消遣娱乐，比如打扑克、玩麻将、上歌舞厅等，这是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要注意引导人们正确对待，不可泛滥、沉迷，更不能走向消遣娱乐的反面。
第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善于吸收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人热衷于过洋节，热衷于宣扬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盲目宣扬西方的文化和传统，这是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当前的西方文化，以其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作为后盾，在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竞争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构成这一事实。这就更需要我们明辨是非利害，维护好我国的文化安全。
第三，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中华民族历史深厚，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发掘利用。同时，由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在我国的影响很深，遗留的糟粕也不少，也需要我们坚决地剔除。在对待历史文化上，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的态度皆不可取。当前我国的文化娱乐界有一种对历史文化无批判的、过分宣扬的不良倾向，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数量很少。各级领导应当加以重视，加以引导。
最后，我特别提醒三点：文化改革发展不仅仅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事，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任务，是全社会的任务；文化改革发展不仅仅是吹拉弹唱、写写画画，而是内容丰富，直接关系到政治、形象、环境、生活和经济建设；文化改革发展不仅要靠体制内，更要调动和依靠体制外。我们要迅速扭转对文化改革发展的一切不正确认识，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文化改革发展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早日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再保持20年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靠什么？
2012年02月14日 郑新立：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参加了包括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级缓慢下降态势。这一原本经济发展中的平常之事，却引起国内外经济界的广泛议论。有外国专家声称：“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了。”也有国内的学者表示：“中国快速增长期即将结束，中速增长期将要到来。”对此论调，郑新立教授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大胆提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可以再保持20年。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有五大潜力，足以支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的车轮已快速奔跑了30年，如何再继续保持20年较快增长？这本经济大账究竟该怎样算？中国经济的潜力到底蕴藏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近郑新立教授。
潜力之1
需求的潜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背景]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10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预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
记者：“中国快速增长期远未结束”，您做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增长的最大潜力在哪里？
郑新立：首要的潜力是需求潜力，分为投资需求潜力和消费需求潜力。
就投资需求潜力而言，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去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城市化进程标志性节点。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到70%才能稳定下来。如果以1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那么至少今后20年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平均起来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要10万元，如果加上公共服务投资，需求量就更大。1年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就是1.3万亿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所以，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之前，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将是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
从消费潜力来看，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意味着近一半的GDP用于扩大再生产，1/3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不断增加投资却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了，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20年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可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潜力之2
资本的潜力——“利用好、发挥好人民币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潜力，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背景]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业的M2（广义货币）约为70万亿元，银行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达到119万亿元。虽有如此大的资金量，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金的周转速度比较慢，资金的效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来配置这些资源。
记者：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资本的效率和效益。您认为，该如何充分发挥资金潜力来支持经济增长？
郑新立：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去年我国各银行效益很好，赚了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不等。但是应该看到，CPI去年上涨5.4%，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是3%，居民储蓄存款负利率2个多百分点；而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是6%，与存款利差为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一般是1个百分点。像温州市去年上半年的贷款利率平均是25%，这么高的利率工业企业怎么承受？一头从居民储蓄存款拿一块，一头从企业拿一块，银行的利润搞得这么多，我觉得不合理，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包括去年一些地方发生的高利贷现象，这些不合理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还没有发挥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如果通过竞争，需要贷款的企业和个人能够从正规的金融机构拿到利率比较低的贷款，高利贷自然就消失了，民间借贷自然就显性化、合法化、规范化了。
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指出了“十二五”时期金融改革的方向，包括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另外要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以此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强化金融市场的竞争，通过竞争来降低利率。
资本潜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汇储备。我国现有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合理的外汇储备是保证半年的进口所需外汇即可。因此有1万亿美元就可保障我国外汇正常支付，另2万多亿美元可以用于扩大海外投资，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出去干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到海外去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来打破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为未来20年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资源能源的支撑。第二件事是开展国际并购，经济危机使一些国外企业陷入困境，现在正是出去并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要通过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来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件事是出去搞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把富余的制造能力带到海外设厂，也帮助当地扩大就业。第四件事是出去搞工程承包，扩大劳务出口。
总之，充分利用人民币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潜力，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把它利用好、发挥好，足以支持未来2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潜力之3
劳动力潜力——“通过农业现代化转移出来的 2亿劳动力，足以支持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由过剩转向短缺，经济发展将出现后继乏力。
记者：中国经济究竟有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郑新立：我认为这话早说了20年！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6.6亿，农业劳动力2.8亿；中国耕地有18亿亩，1个劳动力只能种6.4亩地，美国1人能种几千亩地，欧洲1人能种几百亩。现在中国农业机械化条件已经提高，特别是大田作物可以全过程机械化。这种情况下还让他只种6亩多地，农民根本待不住，就跑到城市，所以现在农村只剩老人在种地。
要想让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就得实现规模化经营，把地转让给种田能手，大力兴办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使农村种地的收入比出去打工的收入要高，这样才能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如果这件事可以推动的话，那么2.8亿农业劳动力留8千万人种地足够了，还有2亿人可以转移出来，足以支持未来20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前提是收入要提高，这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在浙江和江苏，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分别是15.9%和18.7%，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是1.9:1和2.0:1，全国是3.3:1。这两个省由于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就比较小，农民的消费潜力就发挥出来了。但是全国平均起来，农业劳动力占比还是36.7%，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10.1%，就是说，3.7个农民1年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1个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靠财政投入让农民富起来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
潜力之4
技术的潜力——“我国整体产业创新能力将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
[背景]我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改变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
记者：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您的信心从何而来？
郑新立：党中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几年各级政府、企业、科技人员热烈响应，科研成果大量涌现，专利生成量大幅度增加。在以往的国内专利申请量中，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占到50%以上，去年第一次出现国内企业在国内申请超过50%。
如何破解国外企业的强大攻势？出路是提高国际专利申请量。
2009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8千项，美国申请5万项，是我们的6倍，2010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增长了30%，美国略有下降，与我国比例下降为3.6:1。如果这样一个速度继续保持到2015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它意味着国家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特别是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一批专利申请大户，应当提振我们的信心。2009年，华为公司申请国际专利在全世界企业中排第一；2010年，中兴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量居全世界第二；2011年，中兴申请的国际专利再获全世界第一，超过2000项。这两家公司所申请的国际专利量占全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的28%。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对未来20年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温源 邱玥）
潜力之5
土地的潜力
记者：现在有种说法，认为中国的土地都用光了，18亿亩耕地不能再扩大了，建设用地也没了。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郑新立：这个说法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中国土地资源潜力还很大。中国有大量荒滩地、山坡地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特别是城乡建设用地还有很大潜力，根据卫星遥测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县级城关镇以上的市建设用地是5万平方公里，镇和村庄建设用地占了17万平方公里，村庄建设用地是13万平方公里。通过新农村建设和村庄整治，消灭空壳村，可以节约耕地50%。
[结论] 只有改革能把经济活力激发出来。经济发展速度下去了，只能说明改革滞后，说明政策没有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所以必须继续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发挥这五个方面潜力，足以支持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
这个判断不只关乎信心和期待，更关乎行动与方向。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4200美元，2025年可以达到1.2万美元。根据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7万美元的时候，快速增长期才会结束。所以郑新立说，“到2030年时，中国再开始谈论快速增长期结束也不迟。”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等。从世界范围看，有的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滞留达四五十年，至今仍未走出“陷阱”；有的则成功跨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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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
王一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未来我们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国内消费市场加速扩展；二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三是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四是城市化加速发展；五是地域互补和产业转移区域回旋空间较大。
同时，挑战也将更加严峻。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产能扩张速度放缓，投资需求将有所减弱，我国进口增速持续大于出口增速，外需的贡献减小。
从供给看，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供给增速放缓，加之土地和能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加剧，从而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十二五”时期要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大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三件大事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一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是远远落后的，最新官方数据中国城市化水平是51.27%，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
二是基础建设，在这里讲的基础建设不仅仅是高速公路和机场，而是基本的国土建设，是老百姓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国土建设大有可为。
三是消费，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工资上涨的结构变化，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1992年是62%，从1992年开始一路下降，到2008年和2009年不足40%。从2009年开始上升，2010年和2011年都是上升，现在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收入上升，消费也随之上升。
中国距“刘易斯拐点”还很远
樊纲（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未来30年，支撑中国经济延续过去30年高增长的要素仍然存在。首先，虽然沿海地区劳动力的成本已有所提高，但中国距离“刘易斯拐点”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来中国仍然是劳动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国家之一。其次，在资本投入方面，我国储蓄率很高，外资也在不断进入，所以在今后20至30年，中国不会缺资本。
从需求角度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化进程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长远看，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中产阶层的购买力增长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动力。从供给角度看，创新经济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股力量。国家应加快建立完善金融体系，为创新型企业发展提供支持。
要避免陷入“成长陷阱”
迟福林（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的通道。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自由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判断未来5-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重要的是要考虑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理念怎么扭转、由“增长主义”带来的结构扭曲怎么校正、体制改革如何突破等等，否则，经济风险将很难避免。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长陷阱”的一个方面。(陈恒整理)
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的哲学认知
张曙光
2012年02月12日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标准是否科学和先进，事关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兴衰成败。尽快建立体现“时代性、方向性和科学性”相统一，集“抽象、包容、生动、持久、渗透”于一体的领导干部选拔具体标准，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富有启发意义。本报2011年12月14日以专版的形式刊发专访周新民的文章《核心能力是衡量领导干部德才的根本标准》后，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广泛关注。本报陆续收到不少读者来稿，围绕领导者核心能力命题发表意见。为丰富和发展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加快推动其实践运用，本报自今日起开设“领导者核心能力论坛”专栏，刊发收到的优秀文章。
周新民同志坚持研究领导者核心能力命题并不断取得成果，得益于他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持和不懈的理性思考。我认为领导者核心能力是一种根本能力，它是由领导者的基本素质、实践经验、思想境界和业务才干共同构成的，与一般能力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围绕领导者核心能力命题进行研究探索，极富意义。从哲学角度看，周新民在领导者核心能力上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丰富认识。
其一，从人类活动的性质来看，人类的活动可相对区分为创新性活动和重复性活动，创新性活动最为重要、最有价值，因为它承担着开辟人类生活道路、引导人类走向未来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那些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群众共同奋斗的领导者，所从事的就是创新性活动。从历史上看，由于传统社会是顺应自然、依赖宗法的社会，多数人的活动往往是重复性、常规性的活动，许多统治者、领导者所做的也多半是重复性、常规性的事务。但是，进入变动不居、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特别是处于当今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就特别要求领导者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具备正确预见社会发展趋势的战略眼光、准确分析和把握形势变化的判断能力、善于利用各种机遇并创造条件加以实现的决策能力。而这些能力不是一种表层能力，而是一种深度能力，也就是核心能力。如果领导者或管理者，不具备这种眼光和能力，就不可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其二，从现代社会和中国的社会转型来看，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人们在政治和法律上获得平等，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领导者或管理者，也是从公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头上不再有耀眼的“光环”，必须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工作业绩证明自己是否称职。同时，现代社会是理性化的社会，社会组织实行科层制管理，领导者首先是社会职能的人格化身，行为必须体现组织要求，履行责任伦理，不仅要熟知本行业的情况，还要了解相关行业的情况和发展动向，善于动员和发挥领导（或管理）团队与专家的作用，并对科层制的负面问题尽量加以限制和化解。中国社会仍然处在转型的艰难期，由于利益分化和结构性的原因，各种社会矛盾、利益纠纷将频繁发生。在这种形势下，迫切要求各级领导者既要具备远见卓识，又能够对各种潜在或可能的风险作出预见，未雨绸缪，顺势而为，控制局面，开创未来。同样，这种预见能力和谋断能力也是领导者必备的核心能力。
其三，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看，领导无疑是相对于群众而言的，他首先是群众中的一员，但他又不是普通的一员，而是视野较一般群众开阔，志向比一般群众远大，了解群众的需要和心理，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善于引导群众、鼓舞群众的出类拔萃者。领导者掌握各种权力，他们也要通过权力的运作开展和推进工作。但是，社会的权力根本上源于全体社会成员，掌握群众所给予或让渡的权力的人，其根本使命和职责就是为群众服务、对群众负责，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而决不能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谋取个人私利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宗旨已深入人心的情势下，各级领导迫切需要确立新的领导理念，提高自己的领导素质和能力，以工作业绩和言行举止取得领导的合法性即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因此，领导者对群众和部属的表率力、影响力、感召力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软能力”，同样属于核心能力范畴，并直接决定领导成败。
其四，从作为公众人物和个人来看，由于工作的性质使然，现代领导多半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因此，领导者不仅要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尤其应当在社会道德生活方面作出表率。孔子基于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体性，早就指出“政者正也”，中国也历史地形成“正己才能正人”的传统。现代社会的政治与伦理虽然应当适度分开，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就中国的国情而言，民众总是对领导者寄予较高的期望，所以，对作为公众人物的领导者给予比普通群众更高的要求，完全合理。中国要建立政治和道德的良序，领导者必须破除“官本位”的价值观，确立基于现代平等原则的平民意识，不仅不谋求职责之外的任何特权，还能够始终保持平民心态和平民作风——这一心态和作风本身就是构成领导者核心能力的重要因素。在今天，越是具有个人见解和独立意识的领导，越是能够探索并创造出领导和管理方面的新理念、新形式、新举措。他们即便在履行体制或组织的职责和规范时，也能够表现出个人优秀的品质和独到的见解，并给予下属和群众以真诚和亲切的魅力。
领导不是万能的，其能力和责任也都是有限度的。先哲老子早就告诫世人特别是处于统治和领导地位的人，一定要学习和效法自然之道：“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并谓：“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些流传千年仍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至理名言，同样应当成为中国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们根本性的自我认识和应有的自觉。这也是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自身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厉以宁：站在前人肩上才能看得更远
未南
2012年01月30日
经济学验证的滞后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对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视同仁。
“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不会有后人的突破和超越。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就是尊重学术的传承，也就是尊重历史。后来居上固然是一个永恒的规律，代表着学术进步的趋势，但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作出更大成绩。”
近日，在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出版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就学术传承和学术进步问题谈了自己的感想。
厉以宁教授说，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出了很多位经济学家，但在这段时间内，能够在经济学界留下一席位置并被人们所熟悉的、得到后来的同行们所承认的，能有几人？他认为，任何一位经济学家要想达到这样的高度，必须符合一个基本条件，这就是：他比前人为经济学这门学科多提供了什么，他比前人在经济学研究的哪些方面有所超越。经济学正是靠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懈地努力、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超越，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
厉教授称，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第一、二、三辑所收入的经济学著作来说，如马寅初的《通货新论》、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以及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都是在经济学某一分支学科中，或者在经济学研究的某一领域内，超越了前人，成为一家之言。
在发言中，厉教授特别分析了经济学验证的滞后现象。他指出，经济学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都需要经过社会的检验。离开了实际的验证，就谈不上是真正的突破或超越。但是经济学的验证总是滞后的，而且滞后的时间比较长，有的也许要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判断出研究的成果是否符合实际。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成果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被埋没了，因为经济学验证的滞后是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律，对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视同仁。实践检验是最公平的。
同时，厉教授还强调，当我们说某些经济学家的学说或观点被实践的滞后验证而确认为突破或超越时，并不表明它会一直正确下去。这是因为客观环境在变化，国情在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在变化。几十年以前符合当时实际的学说或观点，几十年之后可能就不会再被确认为符合变化后的现实情况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经济学的历史就是后人不断超越前人的历史。
网络个人隐私权并不“虚拟”
陈彦晶
2012年02月01日
据《京华时报》1月30日报道,江西抚州市民吴芳发微博点评本市一家在建公园,引来公园管理部门职工杨毓婷网上激烈回应。杨毓婷披露了吴芳的真实单位、姓名、手机号码等,并将一些包含损害名誉内容的文字发到吴芳单位官网、领导、同事以及朋友的微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吴芳将杨毓婷告上了法庭，微博“口水仗”跳出虚拟世界,升级为名誉维权案。
仅就案件的性质而言,此事当属侵犯隐私权与名誉权案件。当下,我国微博并未全部实名制,然而微博是否为实名制并不影响上述判断:即使吴芳使用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开设微博,其单位、手机号码等仍属个人隐私范畴,况且案件中还有损及吴芳名誉的行为。在法律上,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并无区别,只是社会关系发生的平台与技术手段的不同,而不是法律关系的差异。网络个人隐私权并不“虚拟”--中国共产党新闻
窗体底端
在现实与网络的关系中,存在四种侵权模式:现实对现实、网络对现实、现实对网络、网络对网络。前两种关系中行为人都需要承担责任,第三种情况中,如果网络人物拥有一定知名度,尤其是网络人物与现实人物具有较高结合度时,网络将转化为现实,侵权者也须承担责任。网络对网络的侵权,则因情况复杂须视网络平台、行为性质、行为是否指向现实等方面而定。如果确实使网络用户遭受了人身或者财产上的损害的,事情肯定就不再“虚拟”了。
网络的虚拟性往往会降低人的责任意识。一些网络侵权者存在侥幸心理,一是在道德上认为网络上的行为无所谓,没有真实的人受到伤害,二是在技术上觉得自己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这样的认识无异于掩耳盗铃。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社交网络的普及,网络已经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虚拟空间早已“实在化”,微博发帖、人肉搜索引发的案件近来频见报端,表明网络言论不负责任的时代早已过去。从技术上追查侵权人的真实身份本就不是难题,更重要的是,法律上已有专门针对网络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所以,即使在网络世界,杨毓婷也是一个真实的“行为人”,如法院判定其有侵权行为,当负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网民已超五亿,网络秩序正在形成,传统法律对网络侵权问题的应对日渐成熟。认为在虚拟世界中就可以罔顾他人的隐私权与名誉权,从而降低言行的责任意识,是一种早就该走出的心理误区。而针对网络上的行为,我们的法律也要予以调整,因为,这是创建良好网络文化、构建法治网络环境的必然前提。
重读《为人民服务》有感
刘晓东
2012年01月30日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报告，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而作的悼词。
《为人民服务》的核心观点就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后来“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写进了“七大”的党章，成为党的宗旨，成为所有共产党员人生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关键在于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如何践行党的宗旨，是否甘做人民公仆。
一、做好人民公仆的前提是“心中有民”。只有心中有民，才能亲民恤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才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首先要有为民干事创业的信念，有奉献之心，有为民之举，有求真务实之风。笔者认为，衡量一名党员干部有没有本事和本事的大小，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善不善于走群众路线，善不善于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善不善于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力量调动起来、凝聚起来，去发展群众自己的事业。
二、做好人民公仆的核心要求是提高素质能力。党在不同的时期阶段对党员以及干部的素质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人民服务，不仅停留在积极肯干上，更要表现在有较高的业务能力上。岗位需要技能，干事需要本领，创新需要学习，所以，党员干部要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加强科技、民主法制知识的学习，掌握新知识、提高新能力，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强党的战斗力，把党的先进性及创造力、号召力、战斗力寓于自己的职业活动之中。
三、践行为人民服务要求完善制度保障措施的落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除了思想政治教育，除了自觉外，还必须通过制度的监督约束去保证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措施落实。必须完善民主制度，健全信息的畅通管道，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增加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健全人民群众向政府表达意愿建议的管道，使不同阶层团体的要求实情及时上传反映，使上级的政策精神准确及时全面下达，以便领导干部与百姓的沟通；必须完善对领导干部的考核管理制度，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奢侈浪费的现象，加大对损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作为及乱作为的查处力度，营造求真务实、为民办好事实事的环境；完善干部下访、下基层制度，使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到基层听民声、察民情，指导帮助基层开展工作，帮助基层、帮助群众克服困难，解答群众疑惑，解释政府的方针政策。
四、践行为人民服务体现在党员领导干部日常的工作中。在市场经济中，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直接最好的体现。笔者认为，“为人民服务”要求党员干部，首先是一个敬业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岗位，应该干一行，爱一行，做到恪尽职守，胜任本职工作。其次，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是一个创新的勤奋者。党员领导干部不仅干一行，爱一行，而且是钻一行，精一行。工作中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结合本职工作进行探索创新，工作中不仅勤奋刻苦，任劳任怨，还要做出较大成绩。要像张思德、雷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作者单位：中共逊克县委）
领导干部要做对党忠诚的模范和表率
许耀元
2012年02月20日
最近，胡锦涛同志就党员领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问题，多次提出明确要求，并亲自部署在军队团以上党委机关开展“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学习教育活动。胡锦涛同志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要求，明确了党深入推进思想作风建设的着力点，充满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对于开好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推动党和军队事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党员领导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核心是对党忠诚。忠诚，是各个国家、民族、政党和军队所推崇的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突出表现为忠于党的信仰，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追求；忠于党的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的纲领，为完成党在各个阶段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忠于党的事业，自觉立足本职出色完成党赋予的职责使命；忠于党的纪律，自觉遵守党的章程和各项法规制度。这些，从根本上决定和影响着党员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抓住了对党忠诚这个核心，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就抓住了魂、提起了纲。
充分认清领导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性
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中坚和骨干，是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能否做到对党忠诚，关系我党我军性质宗旨、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扬，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发展的兴衰成败，关系党的执政使命和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完成。
领导干部对党忠诚是我党我军最鲜明的政治优势。我们党90年的奋斗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对党无比忠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依靠这种政治优势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党成立时，党的一大代表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郑重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永不叛党。从那时起，忠诚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成为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既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一切军队的特有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和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法宝。
领导干部对党忠诚是推进党和军队事业最关键的政治保证。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引向成功，很重要的是靠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无比忠诚。领导干部有了对党的忠诚，就会自觉把党的主张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就会主动为党分忧，就会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到工作上。即使知识水平不那么高、能力素质不那么强，也能去学习、去奋斗，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领导干部对党忠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最重要的政治基石。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这与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是分不开的。当前，面对“四个考验”、“四个危险”，能不能始终坚持地对党忠诚，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回答的人生课题，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只有解决好对党忠诚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党的声誉、维护党的形象。
领导干部对党忠诚是为官从政最基本的政治品质。我们党是执政党，每个领导干部都处在为官从政的重要位置。能否做到对党忠诚，尽心尽责把党的执政使命落到实处，绝不是个人小事，而是关乎全局的大事。忠诚是官德之灵魂，也是为官之首要。领导干部只有做到对党忠诚，才能把党的宗旨转化为正确的事业观、政绩观，才能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待工作，才能自觉站在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用权处事。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对党忠诚面临的现实考验
对党忠诚是一个严肃的政治要求，是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终生都要面对的重大考验。战争年代，选择了入党，就意味着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生命。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生与死、血与火的洗礼少了，但对党忠诚面临的考验仍然是复杂的、严峻的。
始终面临思想政治领域斗争的考验，必须坚定信念、站稳立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思想政治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多元思想文化的影响、网络负面信息的影响等都不可低估。领导干部对党忠诚，首先要在政治上做到忠诚可靠，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与党同心同德。
始终面临手中权力的考验，必须立党为公、公正用权。为民用权还是为己用权，是检验和衡量领导干部对党忠诚与否的试金石。从当前情况看，领导干部在权力运用上有四种倾向值得注意：权力私有化、权力功利化、权力人情化、权力本位化。这些现象尽管是个别的，但危害相当严重。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认清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离不开监督、用权必须慎重，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敬畏之心使用权力，确保权力始终按照党的原则、党的政策运行。
始终面临遵规守纪的考验，必须听从招呼、令行禁止。党的纪律是党的意志的集中反映，我党我军素以纪律严明著称。遵守党纪党规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当前，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的纪律观念有所淡化。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八大，领导干部在遵规守纪上必须有更高的标准，带头严守政治纪律，严格落实“六个决不允许”的要求，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严守组织人事纪律，确保换届和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严守宣传纪律，做到守土有责；严守保密纪律，坚决杜绝泄密问题的发生。
始终面临进退得失的考验，必须服从大局、淡泊名利。如何对待进退得失，最见人的觉悟和境界，最能反映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患得患失，这与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极不相符。领导干部要始终胸怀大局，把党和军队事业的成功视为个人的最大成功；正确对待组织，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始终铭记组织培养之恩；保持平常心态，在职务晋升、生活待遇等方面知足，在能力素质、履职尽责等方面知不足，以平常之心对待个人进退得失。
始终面临事业责任的考验，必须心无旁骛、恪尽职守。对党忠诚最重要的就是忠于党的事业，知责思为，履责能为，尽责善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能力和作风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履职尽责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大。要戒懈怠、戒浮躁、戒安逸、戒虚假，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以对党和军队建设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干事创业。
始终面临困难风险的考验，必须意志坚定、奋勇向前。能否勇于面对困难和风险，是领导干部对党忠诚与否的重要体现。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从来都是在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中前进的，今后也仍然有无数的艰难险阻需要去克服。要有克服困难的信心、敢于担当的勇气、应对风险的能力，善于在失败中积累经验、在挫折中汲取教训，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开拓工作新局面。
始终面临群众公信的考验，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对党员的政治要求，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领导干部要在班子和群众中有公信力、有感召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他是不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带头诚实守信，做“正、真、实”的模范。
始终面临各种诱惑的考验，必须保持气节、严格操守。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一定权力，面临诱惑的考验更多一些，如果不保持警惕，就可能被“糖衣炮弹”击中，在各种诱惑面前打败仗、摔跟头。要守住思想道德的防线，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守住纪律规定的红线，做到任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始终做到情趣健康、一身正气。
领导干部怎样带头践行对党忠诚
对党忠诚作为一个政治要求，需要广大党员终生恪守、终生实践。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把对党忠诚的誓言贯彻到学习、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实际行动彰显和体现对党忠诚，真正为广大党员作好表率。
带头加强理论武装，在知党、爱党、信党中坚定对党的忠诚。对党忠诚，根本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基础之上。只有把党的基本理论学深悟透，才能深刻认识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纲领的科学性正确性，增进对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力求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面系统地领会掌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学理论与学党史结合起来，紧密联系我们党的奋斗史、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史，不断增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自觉性坚定性。把学习理论与运用理论结合起来，自觉把科学发展观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到手、用起来，贯彻到领导工作的全部实践中，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履行职责使命的精神动力和能力素质，转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
带头学习贯彻党章，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中强化对党的忠诚。党章是加强党性修养、锤炼对党忠诚的总依据、总标准、总准则。越是领导干部，越要带头学习党章、贯彻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始终用党章来规范言行。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进一步明确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路线纲领，明确党的重大原则和基本制度，明确党员的权利义务以及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不断强化党性观念、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特别是通过党内生活，对照党章等党内法规制度搞好经常性对照检查，着重查找在理想信念、权力运用、遵守纪律、履行职责、廉洁从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使每一次党内生活都成为强化对党忠诚的生动课堂。
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保证政令军令畅通中彰显对党的忠诚。领导干部的一个根本职责，就是不折不扣地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确保政令军令畅通，这是对党忠诚的重要体现。坚决贯彻上级决策指示，强化号令意识，做到态度非常坚决、行动非常迅速、落实非常有力。坚决执行各项政策制度，严格按照政策制度来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决不能有政策制度之外的特权。坚决维护团结统一，用坚强的党性保证团结，用共同的事业凝聚团结，用开阔的胸襟增进团结，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带头树立良好官德，在保持高尚情操和道德追求中恪守对党的忠诚。官德是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魂。良好的官德修养、高尚的品行操守不是与生俱来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自我磨练、自我改造、自我修养才能获得。要坚持学以立德，自觉把学习当作政治责任、第一需要，勤于学习思考，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坚持俭以养德，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兴勤俭节约之风，任何时候都不讲排场、比阔气、图享受。坚持律以守德，把克己律己作为保持高尚道德情操的“护身符”，不断进行自我警诫、自我检点、自我反省，保证工作圈、生活圈、交往圈干干净净。
带头振奋革命精神，在有效履行职责使命中实践对党的忠诚。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干事业抓工作，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又把“精神懈怠”放在“四个危险”之首予以告诫。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从正在做的事情抓起干起，进一步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部队的领导干部应努力在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上有所作为，在组织带领部队完成各项任务中率先垂范，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真正做到上不愧党、下不愧兵，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让党放心。
（作者为武警部队政治委员）
雷锋精神永远放射时代的光芒
2012年02月20日 小学生胡春龙曾经在给郭明义的信中写道：“郭大爷，您给我的那本书我也看完了。虽然里面有许多字我不认识，但我知道雷锋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我会学习他的精神。” 胡春龙是郭明义资助的180多位特困生之一。在写给郭明义的数以千计的来信中，这些词句频繁出现——“像雷锋那样助人为乐”、“做一个助人为乐的人”、“像您一样有爱心”、“好人好报”、“回报社会”。
3月5日这个特殊日子又将来临。孩子们在信中频繁提到的“雷锋”，也在被成年人反复掂量、思忆、诠释。“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雷锋精神过时了么？”时代的变迁与语境的转换，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雷锋，始终在我们的行列中。今天的“90后”甚至“00后”向与他们祖辈同龄的雷锋，献上真诚的致敬，指向一个更加真实的答案——雷锋，永远是人生的楷模。
一
“向雷锋同志学习！”距离毛泽东主席1963年3月5日亲笔题词的时间，已经过去49年了。然而即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上的任何一位好人，仍会被人们称为“活雷锋”、“雷锋传人”。一个出色的劳动者仍会被称为“雷锋司机”、“雷锋交警”。一个杰出的团队会被称为“雷锋班”、“雷锋组”、“雷锋街道”、“雷锋集体”。一个守护雷锋精神的城市被命名为“雷锋城”。“雷锋”，已经成为亿万人感同身受的文化现象，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美好境界。
经历了时代变迁的雷锋精神，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崇高的意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核心；爱憎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是雷锋精神的特征;忠于党忠于人民，是雷锋精神的基石；甘当革命“螺丝钉”的敬业精神、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是雷锋精神的重要内容。它所体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情怀，激励着无数人坚定理想信念、胸怀爱国热情、投身社会建设、共襄民族复兴。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过去几十年中，雷锋精神所蕴含的价值、信念、理想，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代表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艰苦奋斗与刻苦钻研的精神，已经成为和谐社会的内生动力。雷锋能赢得亿万人民如此真挚和长久的敬意，学雷锋活动能够在几十年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说明雷锋精神已经融入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对我们的社会始终具有重大价值和长久魅力。
二
雷锋精神已经跨过新的世纪。它的时代化、常态化和大众化，决定了它持久的“后劲”。它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具有开放性的价值系统——内涵丰富，面向未来，所有站在国家命运、人民福祉的高度上认识个人价值，在奉献社会、关爱他人中寻找人生意义的态度与行为，都可以也应该为它提供与时俱进的注解。
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中，奔赴救灾一线的数十万志愿者们，谁说他们不是在践行雷锋精神？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义务服务的大学生们，谁说他们不是在践行雷锋精神？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接住坠楼儿童的“最美妈妈”、“最美叔叔”，谁说他们不是在践行雷锋精神？发起爱心之旅，千里护送贫困患儿进京治疗的两位湖南大学生，谁说他们不是在践行雷锋精神？雷锋永生。郭明义、杨善洲、余文丽以及数百位全国道德模范，还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好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活的雷锋。
半个世纪以来，雷锋为全社会提供了鲜活的公民道德样本，勾勒出了理想的公民人格。仔细品读雷锋的事迹——“把省吃俭用的钱寄给灾区人民，寄给家庭困难的战友”，“节假日去部队驻地附近的车站扶老携幼、迎送旅客”，无不体现出一种主人翁态度，无不展示着公民道德所能达到的高度。“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与我们今天倡导的“微公益”、“随手公益”、“将公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相互印证、互通精神，展示着雷锋精神与时代共进的容量与能力。
不断融汇和归纳新的内涵，是雷锋精神具有持久感染力和广泛适应性的基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认识雷锋精神，也许“过不过时”的问题，就无须讨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雷锋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见诸于无数人们的行动上。
三
能够保持持久魅力，雷锋精神肯定不是无源之水。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革命传统，也根植于中国文化，吸取和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的精髓。“仁而爱人”的道德境界，“杀身取义、舍身成仁”的道德勇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对雷锋精神提供的给养。
质沿古意，文变今情。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理想关系，传统文化给出了哲学描述，而雷锋以现代的、日常的、生动的实践方式进行了表达。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面对功利与道义的博弈，利己与利他的较量，雷锋作出了他个人的抉择，并为现代人处理利益冲突提供了标尺和镜鉴。
丰富的历史资源和人文底蕴，让雷锋精神具备了深刻的民族性。而民族文化中最宝贵的资源，往往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思想。雷锋精神受到不少国际人士的高度重视，不是偶然的。中外很多思想家都意识到，功利法则与优胜劣汰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决不能缺少博爱利他精神。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相互依存的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单个人幸福与否，依赖于全体人的生存状态。
今天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人口增长、资源消耗、生态恶化、种族仇恨、局部战争、饥饿贫穷，已经不能仅靠单个国家、单个地区解决，而要靠全人类以休戚与共的决心共同面对。在“利己”与“利人”、个体与全体的关系处理上，中国文化给出了深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作为其中优秀的一部分，雷锋精神，它对于为人类共同命运的担当、为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因而已经超出了人们对它的原有认识，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雷锋精神，将永远放射时代的光芒。
干部之德在为民
2012年02月17日
同样为官一任，为什么有的人如过眼云烟，没能给老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县委书记谷文昌病逝30余年，他工作过的福建东山，每到清明“先祭谷公，后祭祖宗”仍是当地习俗？同样是“能人”，为什么有的人利令智昏,从权力顶点摔下马来，被老百姓钉在耻辱柱上，而“甘当人民马前卒”的小岗村支书沈浩却人去声犹在，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答案很简单，干部之德在为民。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把人民利益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只有准确把握“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才能干出让群众满意的政绩，不负为政之德，获得百姓拥戴。
我们党选拔领导干部，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何以如此重要？因为，“才”虽是“德”的支撑，但“德”才是“才之帅”，决定着“才之用”。领导干部只有体恤民情，才能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只有风清气正，才能严于律己，利为民所谋。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冒出“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雷人雷语；模糊了“群众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就会纵容“强拆血拆”的悲剧发生；不尊重百姓意愿、不了解民众需求，就难免让“惠民工程”变成“伤民工程”甚至“败家工程”；失去了群众的监督，“能干”就可能一步步滑向“能贪”。最终只能是，失了官德，伤了民心，自己也身败名裂。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执政为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政德。对百姓而言，衡量党性的纯洁度、评价领导干部的好与坏，尺子永远只有一把，就是百姓的生活能否切实改善，人民的幸福指数能否稳定提升。当前，领导干部的政德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实与虚的态度和行动上。说到底，干部之德在为民，是与非的分界线，是群众利益是否放在心上了；公与私的分水岭，是百姓立场能否站稳了；真与假的试金石，是群众观念是否树立了；实与虚的检验剂，是老百姓是否得到实惠了。
一个领导干部，一任地方官员，干不干事、为谁干事、怎么干事，群众的眼睛最雪亮，感受最直接。只会耍嘴皮，不愿干实事，老百姓不会买账；热衷形象工程，群众的急难愁事却“选择性治理”，老百姓不会欢迎；只顾眼前利益，牺牲子孙后代，老百姓不会满意。至于那些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私欲膨胀、中饱私囊者，老百姓更不会容忍。所以，干部之德如何考察得准、考察得实，选拔的人对群众到底有没有感情，就得到群众中去，听听他们怎么说、怎么看。
今天的社会，改革攻坚，社会转型、矛盾凸显。领导干部的政德要求，日显重要。为政者只有“常修为政之德”，坚定“干部之德在为民”，才能始终坚守正确的政绩观；也只有符合“政德”的成绩，才会被历史和人民肯定。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牢记这个根本，肩负起历史责任，党的事业才能生机勃勃，国家的未来才能更加美好。
主编：饶国宾 责任编辑：余海